【冷战组】远洋来电
高中生阿尔弗雷德在放学后回到家中，一个自称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男人给他打来电话。
露米/米露无差，米第一视角，全文近一万字，一发完。结局难以用be或he定性，因此不作警告。是一个带有遗憾的故事。
创作辛苦，喜欢的话请尽量留赞留评...万分感谢🥹
远洋来电
在大地上我们只活一次！
我在夜里常会去想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样子，时至今日，这已成了一种习惯。我听过他的声音——听过很多次，许多句话，我知道他的笑声，他的抽泣，我能想象出他因为无聊拄着脑袋的样子，连沉默都不是单纯的沉默，而带有伊万独特的气味和颜色。有时候，我也能在梦里一瞥他的面庞，与我想象的毫无出入：柔和的脸，鼻梁很高，眼睛眯起来，总是微笑着，是一种稚气的笑容。他的容貌绝对令人过目不忘。他毫无疑问是俊俏的，可是——如果他没有戏弄我的话——他在那一头对我说，他有着紫色的双眼。那该是怎样一双眼睛？我怎能见到这样一双眼睛？
“阿尔弗雷德，”我记得他这么说，“我也想看看你的眼睛。比你，比任何人还要想。”
事情已经过去多年，如今仔细追溯，我和伊万的首次相遇要从高中时期讲起。时值二十一世纪初，那时我还在费城，住在栗木街225号表哥暂留的宅子里，搭乘班车回家时从来独自一人，尽管还不能饮酒，却也算是大人了。我是独立的、快乐的，并且应当是快乐的：我对生活无可挑剔，以至于无法相信将有奇异之事在自己身上发生。
简而言之，一切始于一通电话。
是家里的老座机打来的。表哥就是这样，热爱收集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。他把老电话放在走廊转角的台桌上，自己动手连好通话线，此后一去不回头，留下被现代人冷落了五十多年的转盘式黄铜座机。它的铃声脆而响亮，在我进门以前便大吵大闹地惊动了左邻右舍，在我接起电话时戛然而止，在仲夏的午后，我不由自主想起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惊悚片：或是诅咒来电，或是夺魂索,胆寒得颈毛倒竖。然而话筒里传出的是个男人的声音，模糊的，温暾的，乏味而平平无奇。他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，语气兴奋，自言自语了一会，接着沉默了，像在等我回话。
“呃，嗨。不好意思，我说英语。”
——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段对话。男人被逗笑了。他缓过气来，换成英语，对我说：
“没有关系。我刚刚说：你好，来自远方的朋友，我是俄罗斯的伊万，伊万·布拉金斯基……”
我觉得奇怪，于是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？你要找谁吗？”
“我不知道，而且我谁也不找，”伊万说，听上去他在那头有点困惑，“或者说，我是要找你。”
“找我？”
“对。因为我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坐在这里打电话，一遍又一遍地打……那么多次，只有你接了起来。所以我要找你。”
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！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古怪的人！一时间，我想要就此挂掉电话。可我犹豫了一刻——就那么一刻，伊万顺势而上，紧追了一句：“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
“阿尔弗雷德·F.琼斯。我来自美国，”我昏昏沉沉地说，“我们差不多隔了一个大洋。”
“三十五公里。”伊万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三十五公里，”回答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失真得厉害，软绵绵的，“美国，距离我们这里。白令海峡最窄的宽度，美国和俄罗斯最近只隔三十五公里。”
总是有这些时候，他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穷追不舍。在当时，他年龄比我大，懂得的比我多，说话却常常显得天真，让我发笑……可是，那并不是嘲笑，而是善意的、欣慰的笑，即从呼吸道里吐出一口气，气流在鼻腔里形成小小的回音。伊万听见我笑，在那头也显得快活。他的快乐是纯粹的快乐。他的快乐是多年悲苦的快乐——也许他从前从未幸福过，只可惜我当年未能意识到。在当时，我太年轻、太年轻了。
我们的第一次通话以祝福收尾。我几乎要喜欢上和他聊天了。然而，我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
“我不知道你的号码。你得告诉我，我好之后拨过去……”
“真的吗？你愿意和我说话？”他高兴起来，“不，你不用担心。到时候我会打过来的。再见。”
我举着话筒还想再说几句，伊万却已挂断了电话，此时钟表已转过两个小时。我听着忙音，想着伊万的样子，首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，想要了解他，即便在现在看来都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。他身上的神秘氛围和他的言辞同样捉摸不定，好像他只是一个影子，一个只存在在电话线路上的幽灵。他真的活着吗？在他同我讲话，在他发出轻柔的咯咯笑声的时候，真的有那么一个伊万·布拉金斯基，在地球那头呼吸着吗？
第二次远洋来电，是在礼拜日的下午。我跳下楼梯去接电话，被自己的兴奋劲儿吓了一跳，最终如愿听见他的声音。
“下午好，阿尔弗雷德，”他说，“我在读书。”他停下来，仔细倾听着。“你在喘气。你生病了吗？”
“我今天下午去学校打了球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“排球？”
“橄榄球。”
他像是一下子来了兴趣，一口气问了许多问题，我只得一一解答。我感到伊万的语调愈发急促，情绪愈发高昂，有那么一会儿，好像我俩真的踩着绿茵场地，真的面对面站着似的；有那么一会儿，我几乎能够感受到想象中的伊万的呼吸，它近近地打在我脸庞上。这个话题是在我过度兴奋而发了汗的热度中结束的。我打完比赛刚刚回家不久，还没来得及换下罩衫，因而周遭的空气中尽是衣物的肥皂味儿……暖烘烘的，有阳光的味道。在那时，我尚不认为自己的情绪有何不对：通过电话和伊万聊得火热似乎是很自然的事，因此欣赏他，或者说喜欢他，也都是很自然的事。
“我以前也喜欢打球。”伊万说。
“排球？”
“排球。”
“你怎么不继续打了？”
“我断过一条腿，”他放慢了语速，“是摔断的。”
我一时找不到话说：“哦！呃……我很抱歉听到这个。”
他并不在意，话锋一转，细细地问起我的情况来。伊万对什么都是好奇的，他在我每句话的空当中闲散地插入自己的见解，又在应该沉默的地方保持沉默，一切恰到好处，他比我更为深谙对话的艺术。然而，在我提及南方时——在我提及那些音乐磁带，节奏鲜明的布鲁斯和铺着卵石的金色沙滩时，伊万往往舍弃了沉着的姿态，打自心底发出几句喟叹。“莫斯科，”他解释道，“总是很冷的。”
然后他说起自己。他住在首都，家附近有一个公园，每天早上，他都能听到树栖鸣禽的叫声，以及更远处婉转的小提琴声；按他的说法，那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家。他谈到俄国的清晨，刺骨的薄雾弥漫在树林之间，锋利的枝条刺向炽红的太阳……他谈到大大小小的广场，谈到冬季的积雪和莫斯科的盛夏。他说起话来像在讲故事，张弛有度，仅靠声音就能使人如临其境，甚至令人神往。
我听他说了一会，突然想：伊万·布拉金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他有多高？多重？他境况如何，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里？他从事怎样的工作？他喜欢什么，厌恶什么，爱着哪些人，又有哪些人爱着他？我想要了解他，了解他的一切，他——是特殊的。当天晚上的梦里，我见到了他，可惜只是个遥远的影子。他站在背光处，身形高大，背手而立，他有着不健康的白色皮肤。在他的脖子上，一条长围巾迎风摆动。伊万对我说了一些不明不白的话。“不会有好结果的，”他说，“阿尔弗雷德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”
我在早上醒来，搭车上学，在课上仍想着那场具有魔幻色彩的梦。橄榄球校队训练的时候，我没能注意到从斜刺冲来的肩膀，整个人翻倒在地，头晕眼花，扭伤了脚踝，却压根不感到疼痛。他们把我搀扶出场，往一块块擦伤上涂酒精，我不喊不叫，思虑重重，提前回了家。我打开门，注视着幽森的走廊，注视着铜色的老式电话。一个晃神，我甚至以为至今所经历的一切不过大梦一场。
然后他来了。我接起电话，如同一切本该发生；伊万·布拉金斯基在那一边向我问好。他接下来的话使我吃惊：
“今天，我想要谈谈我们。”
“我们不是一直在谈吗？”
那不一样，他说。“我想知道你。我想了解你的样子，你的生活。‘阿尔弗雷德’只是一个名字，还有那么多阿尔弗雷德，我得知道怎么分辨出你来。给我一个想象的空间吧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活着的呢？”
一阵翻涌的狂喜——我们的想法竟然不谋而合！在我们的第三次通话中，他娓娓道来的时候，我终于描摹出了伊万的形象，生动得像是他就坐在我面前。跟我想象的差不太多，他是高大的，有些消瘦，四肢长而优雅，行为举止异于常人。见到他的人往往感到不安，并不全因为伊万身上那股不可预测的气质，更是因为他的脸——英俊的脸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在这张脸上，有一对少见的紫眼睛。他的头发金得近乎发白。他不像活人，而像一个作家和画家想象中的影子，从影院银幕里走下来了似的。
“伊万，你真的存在吗？”我开玩笑地问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伊万沉默了。我正担心冒犯到他，他却简单地说：
“白化病。”
他催促着我尽量细致地形容自己。我照做了。蓝眼睛，金头发，美国白人，甚至精确到不知哪次海滨旅行在我侧腰上留下的晒痕。不，还不够，伊万说，你肯定还漏了些什么。好吧。我紧张的时候会啃指甲，所以指甲很短；我每周训练四次，所以长了点肌肉。我近视，度数不高，总带着一副眼镜。还有呢？他锲而不舍地追问。——还有，我的前额有一撮怎么也梳不平的头发，总是翘起来。伊万终于满意了，就在这时，他留下了那句令我印象极为深刻、至今不能忘怀的话：
“阿尔弗雷德，我也想看看你的眼睛。比你，比任何人还要想。”
我的脸登时红透了。接下来聊了些什么，我们是怎么结束对话的，我都忘得精光；我唯一记得的，是通话结束后我狂热的心跳，以及放回听筒时轻轻的“咔哒”声。我听不够他的声音。那一句话，我还想听他再说一遍——再说许多遍，无论怎样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……
无论怎样……
我惶恐地思索着，一个人可以这么轻易地爱上别人吗？
伊万不肯留下联系方式，我之后只能等他打来。为这事我们吵过几回架，次次以我认输告终。有一回，我感到实在无法忍受，对着听筒气呼呼地甩出一堆可怕而疏冷的词，说伊万对我有所隐瞒，说伊万是骗子。我本以为他会立即暴怒地反驳，可他只是撇下一句：
“我是骗子。你恨我吧。”
那淡淡怨恨而委屈的声音，我以前从没听过。我道了歉，在这件事上不再坚持己见，不再试着旁敲侧击他的号码和住址，那是我少有的低头。对他，我感到无可奈何。伊万独居，很少出门。与我讲话时他那样兴奋，让我感到他是孤独的，像被永久困在了话筒的那端，打着一通通电话，透过电话孔拼命喘着气。而如果不打听这两条信息，他又那么平和……他乐意分享有关自己的一切。他是工人的儿子，读完大学了，要大我六岁，因为有病，暂时没去工作。他会画画，最擅长素描；这一天，他兴冲冲地对我说：
“今天早上，有只松鸦停在窗外，在树枝上直愣愣地看我。我一走近窗户，它就叫起来，可是没有飞走。它立在那里不动，要给我做模特呢……”
“你把它画下来了吗，伊万？”
听筒那边，他笑了：“当然！不过，我还画了点别的东西。”
我问他是什么。他说是一个人，一个外国男孩，也就十七八岁，在素描纸中间笑着。那男孩个头不算太高，戴了一副眼镜，穿着一身运动装，却神气扬扬地笑……在他的额头前边有翘起来的一簇头发，眼镜之下，是他好好地上了色的一对湛蓝色眼睛。
“我画了你，阿尔弗雷德。”
又是这样！这些时候，我听见血液在耳膜上跳动，轰鸣声之大要盖过伊万的嗓音。我称赞他，说他很酷，把不擅长应付的话题引开，自己却冷静不下来。俄罗斯人会给朋友画画吗？俄罗斯人会这么对朋友说话吗？我以前读杂志，倒是有幸听说过他们那边流行“友情之吻”，说不定亲密就是他们的天性。等等，老天，伊万也像那么亲别人吗？——多可怕的国家！
我们有条不紊地继续通话。起初，他每周打来两三次，之后则差不多是一天一次了。在有些地方，他固执得像个上世纪的老人。他日常坚持用书信与亲朋联系，爱听舞曲，不打游戏，而且不相信网络和电脑，打电话算是他做出的最大让步。他有两个姊妹，一个在白罗斯，一个在乌克兰，每月会定期与他交换一封长信，除此之外，再没听他讲过其他人。
简直无法相信，伊万，那你平常都怎么消遣？
他的声音：沉静的、温和的，像早有预料我会这么问似的。“我读书。我还打电话，就像和你这样……”
——真是怪人！但有一次，他竟真找来自己喜欢的一首小诗，在那头耐心地念给我听，先读俄语，再是英语，并不多做评价。他的语气和停顿都很妙，蕴含着我难以读透的感情，他念道——
来，吻我吧，吻吧，
吻得疼痛，吻得嘴唇出血，
心的泉流是滚开的水，
它不需要冷静和理智。
——这只是一小段。而伊万慢慢念完全诗，问我：“很美，是吧？”
“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东西。”我说。
伊万笑了，先是沉默的微笑，再是轻轻的笑，最终演变成大笑，狂笑。那一天我举着听筒不知所措，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他的绝望和恐惧，另一头，传出模糊的笑声和哭声。我被彻底搞糊涂了，发觉自己的手腕被惊骇得颤抖。伊万的情绪消退得正如来时一般迅猛，片刻后，电话里竟寂静一片。他说：“我真想见你一面。”
“我们会见面的。”
我这么说，是要安慰他，也是出自真心所想。伊万并不应声。过了好一会，话筒说：
“你会见到我的。”
在我身体的深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沉了一下，噌地发出金属般的响声。此后事情急转直下。而我发现伊万不对劲，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
那最先只是一种轻微的感觉，像是搔痒，尽管有所怀疑，却总找不到证据。我至今记得那一天：那一个深秋，我踩着脆酥酥的落叶回家去，按时接起伊万的电话。他听上去心情不错，简单问好之后，我们开始交换今天的故事。
“我今天总算出门了，去了索洛维茨基公园。天气很好，空气又冷又干燥，天上一朵云都没有……我去售货亭，想着买一瓶水喝。这时候，从我身旁跑过一群小学生，看起来是高年级的。他们刚刚结束期中考试，有一天假期。就在同一天，是三年级的少先队入队仪式……”
“还有这样的仪式吗？”
他只停了一下，也不否认，接着说：“……有个小男孩告诉我，在上午，他亲手把红领巾围到一个小姑娘的脖子上。她太紧张了，吓得一动不动，像雕塑似的……”
“伊万，你在说什么啊？”
“……那五年级的男孩就对姑娘说，‘没必要那么害怕！难不成我是怪物吗？’……结果，姑娘抽着鼻子，闭起眼睛说，‘说不定真是呢！’……惹得周围的少先队员都笑起来了。”
我惊讶得无法出声。伊万的声音好似着了魔，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古朴的公园，机灵的学生，在林地间跳来跳去寻找种子的红雀。那本该是副美好的图景，却因为时间的积淀慢慢上锈，直至今日，已经发了霉。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变成了邪魔般的低语，冷飕飕带着恐惧的模样。那是十多年前——少说也得快二十年前的事情。
“别逗我了，伊万，”我说，“一点都不好笑。”
“我没在开玩笑。我还没说完呢……”
有一会，我真以为他疯了，因为无聊，闲闷，或因为某种突发事故。他谈吐大方，言之有物，语气认真，并不像在作假；他话中的细节依旧丰富多彩，是再高明的骗子或梦想家都无法编造出来的。他没开玩笑，这不是玩笑。一种强烈的直觉击中了我，一股很难描述的感情，透过话筒流入我的脑海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惋惜、悲伤，而究其原因……
没有原因。伊万就是伊万，他不会骗人。不然，他怎么会坚持不懈地给我拨号？在我谈起自己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必要认真倾听？是哪种利益让他留在那头，因为我的冲动劲儿发笑？
我们和往常一样结束了对话。我看着手中的电话，还是那么优美，还是那么古色古香。我凭本能顺着表哥接通的电话线不断寻找，想找到线的源头。这是我那天看到的一切：
电话线通到客房一个柜子后面的角落里。我费了一番力气，把柜子稍微挪开，发现接头并未插好。它早已损坏，在磨损最严重的地方，赤裸裸露出两条黄铜导体。电话从来不能拨通。电话从来是个装饰品。——那么，他是谁？
日子这么无所事事地过下去，也许伊万·布拉金斯基真是什么恶灵，也许吧，但他从来没对我表现过敌意。我起床，吃一块涂了黄油的白吐司，搭车上学，回家时等待他的电话，听着伊万与时代脱节的声音，以及那些早不时兴的小故事。如果一直这样倒好，乏味的日子里，与他的对话如同牛奶般平和。我睡得很好，不做噩梦，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规律；我开始读书，去校图书馆借阅一本又一本苏联作家的诗集。我学了很多，学得很快。伊万是苏联人。也许他并不存在，也许，就像科幻小说中常见到的，我们遇到了时空错位，而真正的伊万此时说不定已经垂垂老矣；我不在乎。在我举着话筒的时候，他是真实的。
出于偶然，我竟在一本白银时代诗集中找到了伊万诵读的那首诗，是叶赛宁写的，他在三十岁时死于自缢。在作者页，我看着诗人那张平静、俊朗的脸，以及那对饱含深意而微微湿润的眼睛，觉得伊万·布拉金斯基也应该如此，他的眼睛应当清澈而明亮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害怕了。我害怕等待，害怕他的消失，这种恐惧像是薄雾，它不曾危害到我，却使我感到刺骨的冰凉。
当然，我并未对伊万透露实情。我对这些秘密守口如瓶，只管当作一切从未发生过，每日等候他的来电，等着说出那句早安。在聊到兴头的时候，我常在恍惚中觉得日子将永远这么继续下去，无论经过多久，无论发生何事。我们一直这样聊了近一年，我自以为对伊万已了如指掌；但是，在我早就把他的远洋来电当做习惯，早就把他融为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古怪之事却发生了。
——次年七月初，在我生日当天，我比平时回家晚了些。我提着被朋友们吃剩一半的蛋糕，夹着杂七杂八的礼物盒子，和往常一样走进家门。伊万的电话迟迟不来。一直到晚上九点，月亮高悬的时候，电话铃铃地响起来，冷冽的，刺耳的。我接起来，听见伊万说：晚上好，阿尔弗雷德。生日快乐。
发生什么事了，伊万？你怎么来得这么晚？
他不回答，自言自语地说下去。“今天，我们不讲故事。我要问你一件事情。”
从未见过这样严肃的伊万。我闭上嘴，静静地等他开口。
他这样说：你爱着我吗？
我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又是激动，又是难以置信。这种话不像是平常的伊万能说出口的，我隔了好久，觉得满头头发都要惊讶得直竖起来，我愣着，就听见对面伊万的呼吸声。他是和我一样紧张的，我能感觉到。
“是的，伊万。”我说。
而伊万却不再吭声了。那样安静，安静得只剩窗外的风声。我的心不断上升、上升，跳到了胃里，不断搏动着。这时候，伊万说：
“如果你想见我，来见我吧。你应该来见我。”
他让我拿来纸和笔。他慢慢地、详尽地读出一个地址，也许我写错了一两个字母，把a错写成了e，那都无关紧要。他等我写完，又对我说：“等你到了莫斯科，到这个地方来，向守门人报我的名字。他会领你见我的。”
“这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吗？”
“不，不是。这是一个纪念。”
我似乎真看见了他那悲伤地眨着的紫眼睛，在他声音里，似乎流淌着一条永无止息的寒冷河流。他不等我插嘴，继续说：“这是最后一次通话，阿尔弗雷德。不能一直这样下去……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伊万不会为了任何人改变他的主意，正因如此，他的话才刚一脱口，我就着急得快要发疯，不管不顾，竟朝着电话大声叫嚷起来：“你在说些什么啊？我们一直以来不是聊得好好的吗？”
“我们在彼此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，”他的声音出奇坚定，“即为了你，也为了我。”
“我还是不明白。我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你要我见你，却不让我和你通话？你——不行，你不能擅自做出这种决定，应该先问问我——”
在我愤怒的喊声中，伊万的声音清晰可辨。“来见我吧，就在今年，想个办法来见我。”
还有一句话我没说完。伊万·布拉金斯基挂了电话。我想象他在那头会是什么表情，这残酷的、任性的人，行动古怪的人，他愤怒吗，悲伤吗？瞧他拒绝得那样迅速！在听到我失控的声音时，他会暗自窃笑吗？我垂下胳膊，话筒沉沉地垂在我大腿一侧。那张纸上记下的地址，哪怕想要忘记也是徒劳。越去思想，越会一次次地加深印象……
到伊万·布拉金斯基那里去，当真就能揭露一切，清清楚楚地看到事情的真相吗？伊万会是什么样的？他会记得我吗？
那句话——我没说完的话——是再也说不出口了。你是不可或缺的，伊万，我想这么说。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，伊万·布拉金斯基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庞大的位置，我们彼此粘连，尽管从未碰面，却难以分割。我觉得懊悔，一面因为我不加警惕地使自己成为不再独立的人，一面因为事件的始作俑者令人无法责怪。他的语气——软的，不冷不热，总是温的。他的态度，有时带着孩子般的暴戾，可也如同孩子般能被人迅速原谅……我逃离不了他了。
我意识到自己如此害怕寂寞。
我把精力分给橄榄球校队和学业上，过了足有半年，到了该放寒假的时候，我才终于从升学的压力中抽出身来。校队先成了区队，再从市到州，很快将进入全国比赛；课业则没预期那么顺利，好在最终仍然跻身前列。至于橄榄球，我好像天生属于球场：开一些无趣的更衣室笑话，闻着柠檬味的清新剂，穿戴护具，入场，听着人群的欢呼声。在冲撞中，我骨折过一次，却也很快痊愈了。那年冬天，我卸下石膏，窝在屋子里整理自己的房间。这时候，表哥从英国返回，家里人正准备过圣诞节；这时候，我从抽屉底部翻出了被我遗忘多时的纸条，我半年前匆忙写下的纸条。
莫斯科，丹尼洛夫斯基公园
我会去的。我免去商量，告知家人将去莫斯科作一次长途旅行，在震惊的目光中打点行李，很快定了机票。他们劝阻我、挡住我，说我发了疯，说我任性妄为，哪怕赢了比赛也不能这么做——何况刚断了骨头。我不理会，执拗地离开家门。临行前，表哥亚瑟站在门廊处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“你可要想好了。”亚瑟说。
“我再清楚不过。”我说。
我就到机场去，登上飞机，想着他的紫色眼睛。路上，飞机滑过大洋；到了晚上，机翼的指示灯一闪一闪，我靠在窗边，盯着黯淡的云层，昏昏欲睡。中途好像下了雨，也许还有雷暴。机身颠簸得像是摇篮。哪怕在梦中，我都听得见伊万·布拉金斯基在念诗：
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……
我还记得他的声音，可是却不记得他的脸了。多么滑稽！对一个不知道长什么模样的人，还有忘记面貌这一说吗？可那都无关紧要了。我要去见伊万。我正在路上。我将见到他：伊万不会骗人。他给我地址，是他确信我能做到。
费城进入深夜，莫斯科还是白天。我在飞机上睡够了觉，用翻译器和笨拙的俄语寄存了行李，立即叫计程车要到那地方去。他和我断联了很久，这不容置疑，可是如果我要去，伊万是一定会知道的。这是一种感觉——强烈的感触，在我下车走入公园时，它几乎使我脊背发毛。
“向守门人报我的名字。”伊万这么说过。
我照着做了。守门人，一个住在小亭子里、颤颤巍巍的老头，费劲地张开两只眼睛，伸手去够手杖。他脱光了头发，脖颈满是褶皱，两颧却异常光滑。他把低垂的、慈祥的眉毛埋进一本大书里——那书里满是密密麻麻、不知何时写就的文字——手却来回翻着，找着伊万·布拉金斯基的名字。
“三号场地，横四纵五，”他嘀嘀咕咕地说，“唉，可怜的人。”
他又从一只带有格子的木柜里翻出一张叠成厚厚一块的草稿纸，交给我，领我进入园地。
有小路，纵横交错的小路，笔直的，环绕在树木和枯草里。有石块——打磨精细的，表面粗糙的，花岗岩，大理石，或是十字架，或是长方体……每一只，每一只石块上都雕着不同的人的名字，大多还嵌着头像。周围是长满腐朽的爬藤植物的矮墙。莫斯科下过雪，园地里寒冷、肃杀，有泥土味道。除了我，园地里空无一人。
——这是个墓园。我知道的。
横四纵五，我平静地找到了伊万·布拉金斯基，他的名字是用漂亮的花体俄文写成的。在大名旁边还有相对规整的一排小字，我看不懂，因此拿相机拍了一张照片，在此原样抄录下来：
（1967~1990）
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олейболисты, литераторы, братья, любовники и дети
Да упокоится он здесь с миром.*
再往下，是他的一张照片。与我所想一模一样，淡色的皮肤，炫目的金发，他带着谦逊的微笑看向过往每一个人。他的紫眼睛有种神秘的深意。他凝滞的目光是尖锐的，居然刺得我眼睛发痛。
我从口袋里取出那张叠过的纸，一层一层展开，上面写了一段英文，大概是伊万的字迹。他的字很优雅，很整齐。在纸的一角，有一块不显眼的墨渍，肯定是他不小心弄上去的了。我看下去，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。就是那首——
来，吻我吧，吻吧,
吻得疼痛，吻得嘴唇出血，
心的泉流是滚开的水，
它不需要冷静和理智。
大杯的酒一饮而尽，
不用管有没有我们的份，
你懂了吧，我的女伴，
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!
你平静环顾一下周围，
再看看，在潮湿的烟雾中，
月亮像黄色的渡鸦，
在大地上徘徊和旋转。
来，吻吧!我多想吻个够，
鬼魂已给我唱过歌，
看，那在顶峰徘徊的精灵，
早已预感到我的死期。
啊，日益凋萎的精力!
死亡——就这样死亡吧!
我想一直到断气前，
都吻着亲爱的嘴唇。
我愿时刻在蓝色的昏睡中，
不感到羞耻，也不会融化。
在稠李树叶柔和的簌簌声里，
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“我是你的!”
愿斟满的酒杯上轻浮的泡沫
闪着光，永不消逝——
喝吧，喝吧，我的女伴，
在大地上我们只活一次!
fin.
*国家排球运动员，文学学者，爱人、兄弟和孩子
愿他在此安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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